陆徵祥的通电中有“曹次长误签四字，益费踌躇”。曹通电则说：“此案和平了结，一出于大总统之独断，一出于各总长之公意。……日使要求第五项尤力，经用电话请陆徵祥总长向主座请示后，方敢加注容日协商。”关于加注“容日协商”四字，袁说曹未请示而擅自决定，曹汝霖则说是请示后而行。

其实签已经签了，加不加这四字，已经没多大关系了。

曹汝霖（1877年—1966年），字润田，祖籍浙江，民国初年高级官员，新交通系首领。生于上海。幼年入私塾，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。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。

曹汝霖在回忆录《一生之回忆》中对这段历史记述道：“此次会议，我与陆子兴（陆征祥）总长，殚精竭力，谋定后动……日本提之二十一条，议结者不满十条；而第五项辱国条件，终于拒绝而撤回。会议结果，虽不能自满，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。”“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，以讹传讹，尽失真相。”

曹汝霖所撰《我与廿一条》，提供了很多细节资料，现附录于下：

余就职（外交部次长）之二年，即民国四年一月，我国全国统一，各国正式承认，白“狼”之匪已平，中央威信已立，国是粗定，即可从事建设。

惟欧战方酣，日本已占领青岛。时日本总理大隈重信、外相加藤高明，都是对中国有野心之人，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，示以方略，议定廿一条觉书，令日置益公使携之回任。

日置公使回到北京，即请见总统（袁世凯），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，令我同见。岂知日使寒暄后，即说：“本国**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，拟有觉书一通，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，速令裁决施行。”总统答言：“中日两国亲善，为我之风望，但关于交涉事宜，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，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，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。”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，并未展阅。日使辞出后，总统即对我说：“日本觉书留在这里，容我细阅。”余即回部。

翌晨，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、秘书长梁士诒、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四人到府。

总统说：“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，意义很深，他们趁欧战方酣，各国无暇东顾，见我国是已定，隐怀疑忌，故提此觉书，意在控制我国，不可轻视。至觉书第五项，竟以朝鲜视我国，万万不可商议。”又说：“容我细阅后再交部。”

各人唯唯听命而散。其时陆子兴（徵祥）并未与议，（《陆徵祥传》一书所记与事实不符，且说我与慕韩主张即行承认，不必商议，更属无稽）。

越日总统召我入府，他说：“我已逐条细阅批示，你与子兴即照此商议。”

觉书分五项：

第一项、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；

第二项、内蒙古东三省路矿、添置商埠问题；

第三项、日本将来把德国青岛租地，仍归还中国，惟在山东德国取得的权益，及胶济铁路等，应由日本继承；

第四项、南满及内蒙须建设铁路，吉奉两省应准日本人内地杂居，及福建省不能让与第三国，汉冶萍铁矿铁厂中日合办，并开发相连的铁矿，建浙闽铁路；

第五项（注：希望条件）、一、聘用日本人为军事顾问。二、合办兵工厂，中日两国用同一之军械。三、聘日本人为主要省市警察教官。四、中国小学校雇用日本教员。五、日本僧人许在中国内地传教（大旨如此，条目字句次序容有错误）。

总统逐条用朱笔批示，极其详细，并嘱开议时，应逐项逐条议商，不可笼统并商。现只能记其大意如下：

对第一条批：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，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，由日本展续满期，今又要重新更定。但将来若能收回，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，此条不必争论。

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：应双方合议，何能由日本议定，由我承认，这是将来之事，不必先行商议，可从缓议。

对于合办矿业批：可答应一二处，须照矿业条例办理，愈少愈好，可留与国人自办。

对于建造铁路批：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，铁路行政权，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，日本只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，惟须斟酌慎重。

对于开商埠批：须用自开办法，并应限制，免日本人充斥而来，反客为主。

对汉冶萍铁矿厂批；这是商办公司，**不能代谋。

对浙闽铁路批：须查卷，似与英国有关。

对福建让与批：荒唐荒唐，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。

对内地杂居批：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，不能允以杂居。

至第五项则批：此项限制我国主权，简直似以朝鲜视我，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，实堪痛恨。日本自己亦觉不妥，故注“希望条件”，不理可也，万万不可开议，切记切记（两句加朱笔密圈）。

越两日，高尾通译官电话问我，何时开议？余答以贵公使没有将觉书交与我总长，何能开议？盖讽其直递总统，有轶外交常规也。

次日，日置公使来见孙总长（外长孙宝琦），面递觉书。

讵孙总长接了觉书，稍一展阅大发议论，并将各条一一指摘，加以评论。

日使笑谓：“贵总长于觉书内容已如此明了，将来商谈自更容易。”

言时视我而笑，盖讥我电话说，未交外长，从何开议之言，分明是谎言也。

孙总长与日使会谈笔记（此是外部惯例向来与各使会见都有笔记）呈阅总统，总统阅后大不为然，谓：“我已嘱咐不要笼统商议，慕韩（孙字）何以如此糊涂，初次见面即逐条指摘，发议论，以后何能继续商议。慕韩荒唐，太粗率，不能当此任。”

当晚即嘱杨杏城（政事堂左丞）征得陆子兴同意（时陆任高等顾问），翌日即令陆徵祥任外交总长，孙调税务处督办。外人称其敏捷，日本则有后言。

到一月下旬，在外交部大楼开议，出席者，我方外交总长陆徵祥、次长曹汝霖、秘书施履本，日方公使日置益、一等书记官小幡酉吉，通译官高尾亨。

我国陆总长以此次会议关系重大，聚精会神，从事讨论。

首次会议，日本公使先致词，大旨谓此次所提条件，为两国永久彼此亲善起见，希望从速议定等语。陆总长亦致词，答以中日两国真似唇齿相依，自应互相亲善，本席一向主张两国亲善，并引前在总理任内，财政聘阪谷芳郎男爵为顾问，交通聘平井博士为顾问，法律聘有贺博士为顾问为证。

日使说，久仰贵总长历办外交，誉满欧美，今日得与贵总长商谈，深为荣幸。这次敝国对此事极愿速结，故拟每星期开会五次，每次从下午二时开始。

陆总长答以每周五次，我身体素弱，且部中每周须接见公使团一次，改为每周三次如何？日使即表同意。

陆又谓，会议记录不必互相签字，日使亦照允，并声明会议没有发表以前，不能对外泄露。陆亦应允，并云会议应照原条件循序进行，议决一条，再议一条，日本亦同意。遂开议。

第一条，日使说此系既定事实，惟日本接收时年限已过大半，故请照原约年限，重新更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