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老师骂完后，没有人说话。

直到这个时刻，周英兰才真正领悟，自家兄弟蛮能挣钱的，至少挣的要比当老师拿死工资的多得多，怎么就让这么个媳妇吃准了？现在她看明白了，人活着不只有吃喝拉撒睡那点事，有些人活着还要脸的，要脸就得讲要脸的规矩，得谈仁义礼智信，得讲忠孝廉耻勇。

她这个二儿子一个字都没沾上，在胡飞鸿面前就是一只蝼蚁。

周英兰歇气了，觉得读书人还是惹不起，她骂人不吐屎尿屁，却拣着发烂的地方使劲捅，疼得人心窝子都堵，又骂不出来——有什么可骂的，人捅的是烂肉腐肉，那东西有不如无。

哑巴婆有胡飞鸿这么个读书人撑腰，这媳妇是要不起了，离婚离定了。

既然事情到了这份上，周英兰就觉得有必要捋捋清楚另一件事，“要离婚，这个一千块起房子的钱我们是不会来出的。盖房子和离婚这两个事情你要跟你妈说清楚的，我们也不来说，电话有，你自己打吧。”

胡飞鸿皱起眉，投过去的眼神撞上了周英兰的后脑勺——她早有准备，读书人的这一记眼刀子，她是不要挨的。

“那就打个吧，离婚也算件大事，是要给爹妈讲一声的。”

雷彩凤就觉得，胡老师讲话真是讲得非常精准，不怪周英兰动不动就揣摩上了，她不说“商量”，说“讲一声”，讲一声算什么？算通知。

这个电话比先前更容易打通，雷彩凤的妈好像天天都走那么远的路去癞头小店里守着电话机，生怕错过一千块的讯息。

胡飞鸿陪着雷彩凤坐在电话机前，她打定了主意要替女儿的救命恩人发布离婚通知，也隐隐在心中做准备，不论小凤的妈妈说什么，她都是要替小凤挡上几句言刀语剑的。

离婚这种事情放到山里去，其威力恐怕不亚于炸山开路，是要同一个又一个提着锄头钩刀的人战斗的，再一遍又一遍告诉他们，只是换条路走而已，不算大事，但是好事。

人不能太善于妥协，良禽择木而栖。

胡老师打了一肚子春风化雨的腹稿，最终却让雷彩凤夺取了话筒，她一个不会说话的人，非常坚定地握住了听筒。

那种坚定把胡老师看愣了，把老陈家的人看笑了。

哑巴婆作死作活作啥呢，她还能突然会讲话不成？

当然不会。

但雷彩凤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熟悉又陌生的妈妈的声音后，她对着话筒就扯开嗓子一声又一声叫了起来。

胡飞鸿恐怕这辈子不会忘记雷彩凤对着电话机叫出的声音。

那声音不甚清晰，听起来像“啊”，又在前头加了个抿紧双唇的“m”的发音，可她又无法清晰地发出“妈”这个字音，于是听起来就像是把“妈”这个字拆成了“么”和“啊”两个字，前半截跟着后半截，就这么连续不断地顺着电话线砸了过去。

起初，雷彩凤那即将成为前夫的丈夫觉得好笑极了，他甚至差点笑出声，想讽刺她是不是想吐？想吐倒是直接去厕所吐啊，抱着电话筒啊啊呀呀地给谁看？哑巴婆就是脑子有病，不然也不会赶时髦搞离婚那一套了。

可她不理会所有人的目光，执着地对着话筒叫那一句暌违十多年的“妈”，渐渐地，谁都笑不出来了。

雷彩凤只叫这么一个字，一声破碎又缠绵的“妈”。

她不想再追索爹妈以何种心思养育她又把她从山里甩出去，她不在乎了，可毕竟曾经长过那么一大簇老根，大概这世上没有谁能轻而易举地把那簇老根挖掉，因此，她要亲自同她诀别。

一簇老根，是值得一场郑重的告别。

雷彩凤数不清自己叫了多少声“妈”，从委屈叫到怨恨，又从怨恨叫到不舍，最终还是从不舍里头爬了出来，归于绝望，绝望中又兜兜转转，转出来几许愤怒，最终的最终仍旧复归于平静。

雷彩凤的妈听得莫名其妙，她起初絮絮叨叨地问，接着又骂骂咧咧地念，最后她仿佛意识到什么，期期艾艾地唤了好几声“妮儿”，电话那头沉默许久，忽然啪嗒一下子，挂断了。

啪嗒。

雷彩凤掉了一下巴的眼泪水，血肉模糊地完成了一场诀别。

雷彩凤的妈茫茫然抬起头，看了眼层层叠叠的山深处，模模糊糊地预感着，起新房这事儿怕是要黄了。

但两个月后，雷彩凤的妈还是从绝望里爬了出来，被一封装了一千块的信拍得晕头转向，她认得钱，认不出字，喜气洋洋地揣着一千块到村里转了一大圈，把近两个月受的言刀语剑都尽数反弹了回去。

雷彩凤的兄弟是读了几年书，他捡起了钱后头垫着的那张信纸——

“雷彩凤同志救了我女儿，这一千元是我对她的感谢，但她不愿收，听闻她老家兄弟要起新房，一千元就寄回家中，聊表谢意，预祝乔迁之喜。另，雷彩凤同志已在服装厂找到新工作。”

兄弟就明白了：嫁出去的哑巴阿姐出息了，会源源不断地挣钱，以后日子有奔头。

后来，雷彩凤的妈还时不时去癞头小店逛一遭，但那部电话却再也没有为她响过，一直到她做了奶奶，到癞头小店变成超市，山石路浇上了水泥，当年的新房成为旧房，电话安到了家里……她再也没收到过雷彩凤的讯息。

佝偻的老太婆站在家门口看层层叠叠的远山，嘴边漏出几句话：“没良心的东西，嫁出去的女儿就是给了别人家，几十年不见个影，是死是活也没个信。”

她抹了抹眼睛，转头看了看那圈了自己一辈子的房和地，屋里头还躺着个饭要端到嘴边才会吃的老头子，不知怎么，忽然冒出个念头——

不回来，没个信，也挺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