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顿了顿：“所以你看，他没有画长城的雄伟，画的是长城的‘痛’。这些黑色的线，是裂缝；这些红色，是渗出的血。他说，真正的艺术，要敢于触碰痛苦。”

我凝视着这幅画。那种粗粝的、不加修饰的笔触，像是一声声呐喊。我想起了昨夜电视屏幕上的残垣断壁，想起了那些无声的画面里蕴含的巨大痛苦。

艺术要触碰痛苦。

那么商业呢？商业可以逃避痛苦，只追求利润吗？

还是说，真正伟大的商业，也应该有勇气直面人间的苦难，并用某种方式回应？

走到展览厅尽头，是一幅书法作品。纸已泛黄，但墨色依然浓黑。写的是吴冠中的一首自作诗：

笔墨等于零，形式乃躯壳。

情怀系着魂，美感诞生于灵犀相触。

我凝视着这几行字，久久不语。

“这是吴先生晚年常说的一句话——‘笔墨等于零’。”林老先生在旁边解释，声音轻柔，“不是说技法不重要，而是说，如果只有技法没有灵魂，那作品就是空的。就像一个人，只有漂亮的皮囊，没有思想和情感，终归是苍白。”

他指着“灵犀相触”四字：“真正的美，诞生于这一刻——创作者把情感注入作品，观者从作品中感应到那种情感，两颗心跨越时间和空间，在某个频率上共振。那一刻，艺术才真正完成。”

灵犀相触。

这个词像一把钥匙，突然打开了我心里某个锁着的抽屉。

我想起了沈钧儒教授说的“知音难觅”，想起了杜邦教授说的“审美门槛”，想起了林教授说的“技术只是工具”。所有这一切，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核心：人与人之间的共鸣。

音乐也好，绘画也好，文学也好，技术也好……都只是媒介。我们通过这些媒介，试图传达那些无法用日常语言表达的东西：孤独、渴望、痛苦、狂喜、对美的向往、对意义的追问。

而真正的成功，不是卖出多少张唱片、多少本书、多少幅画，而是有多少人，在听到、读到、看到的那一刻，心里轻轻说：“我懂。”

“林先生，谢谢您。”我真诚地说，深深鞠了一躬，“今天收获很大，不仅是关于画，更是关于……艺术的本质。”

“该我谢谢你。”老先生微笑，眼角的皱纹像阳光下的涟漪，“能遇到一个真正在‘看’画的年轻人，是我的荣幸。对了，还没问，你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写书，做音乐。”

“那更好了。”老先生眼睛更亮了，“艺术形式不同，但道理相通。吴先生常说，他的画里有音乐的节奏，音乐的起伏。”他从速写本里撕下一页空白纸，快速画了几笔。

不是什么复杂的构图，只是几根流动的线条——从左上方向右下方蜿蜒，时而舒缓如溪流，时而激越如瀑布。线条间点缀着几个墨点，像音符。

“送你。”他把纸递给我，“吴冠中先生风格的简笔——音乐如流水。”

我小心接过。纸上寥寥数笔，却真有音乐的韵律感。那线条的起伏，像是旋律线；墨点的疏密，像是节奏型。

“我会珍藏的。”我说，把纸对折，放进衬衫口袋，紧贴着心脏的位置。

告别林老先生，走出艺术馆时，已是傍晚五点半。夕阳正沉入维港对岸的太平山后，天空被染成一片金红，云层像烧熔的铜汁，缓慢流淌。

高军在门口等我，手里拿着两瓶矿泉水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递给我一瓶。

“很好。”我拧开瓶盖，喝了一口，“比预想的更好。”

回酒店的路上，我靠着车窗，看着窗外流动的街景。中环的高楼在夕阳下拉出长长的影子，街道上车流如织，行人匆匆。香港像一座永不疲倦的机器，在资本的驱动下昼夜运转。

但我的心里很安静。

吴冠中的画、林老先生的话、那些关于“灵犀相触”的思考……像清凉的泉水，洗去了连日来的焦虑和急迫。

台湾的音乐市场，香港的在地文化，吴冠中的艺术哲学……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物，在某个层面上是相通的：

都是在寻找表达——用旋律，用文字，用色彩，用商业模型。

都是在建立连接——与听众，与读者，与观者，与伙伴。

都是在有限的条件下，创造无限的可能——用一把吉他，一支笔，一块画布，一家初创公司。

而贯穿这一切的，是两个字：

真诚。

唯有真诚，才能抵达人心。

唯有源自本心的表达，才能引发灵犀相触的共振。

车驶入隧道，光线骤暗。车窗上倒映出我的脸，少年的轮廓在流动的光影中明明灭灭。

昨夜被历史的惊雷淬炼，今日被艺术的静水洗涤。

吴冠中的墨、林老先生的“灵犀相触”、旺角街市的生命力……它们像一股股潜流，在我心中交汇。

当车驶出隧道，重见天光时，我已明白：前路所求之道，不在艺海与商途的二分，而在一切真诚表达与连接人心的交点。